Mr. Tambourine Man

 《财经》团队集体出走

9月28日下午，新浪微博上出现一条由ID为“夜风”的用户发布的信息：“传：《财经》杂志高层集体出走。消息有待证实。”这条信息迅速由著名ID“fly pig”转发到Twitter之上，一时之间受到中文微博用户的密切关注。与此同时，在新浪微博和Twitter上出现多条与《财经》人员变动相关的信息，并有消息进一步指出此次变局源起胡舒立团队和资方（联办）之间的矛盾，甚至有人还透露了胡舒立团队的新东家及新刊的名字。而后《财经》的官方网站及杂志执行总编王烁的Twitter页面上都出现了口吻强硬的辟谣声明。同日，新闻学者展江在一次讲座上也否认了胡舒立离职的传闻。一时之间，《财经》变局显得扑朔迷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或许是由于国庆长假的缘故，一切看起来似乎又回复了平静。然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10月11日，《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关军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条与《财经》人士变动相关的消息“《财经》总经理、两个副经理、八个总监一起辞职了，经营部员工共有60多人也一起辞职。动荡开始了。”这条消息又重新让《财经》变局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让原本已经平息的议论重新热闹起来。并且，关军发布的这条消息内容由大量数字细节构成，并且没有和早期流传的信息一样带有传言声明，并且作为一位口碑良好的优秀记者，其发布的消息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10月12日，《财经》杂志原负责杂志经营的副总经理张翔在接受采访时向外界证实杂志总经理吴传晖已于9月25日正式辞职，而张翔本人与另外一名副总经理傅继红也于9月29日辞职。张翔还透露了杂志经营部门共有60多人已于国庆节前提交了辞职信。10月13日，《财经》官方主页上也出现了一条承认人员变动的公告，公告的语气似乎也比第一次要委婉。至此，有关《财经》的巨大人员变动已经被部分证实。不过，已被证实的相关信息仅仅涉及《财经》的经营部门，而负责杂志具体内容生产采编团队是否也牵涉在其中却一直未被证实。

 有趣的是，《财经》执行主编王烁在面对人员变动事态升级之时在个人Twitter页面上不仅悄然删去了原来的辟谣声明，并且在面对网友质疑之时，用了“唾面自干”四个字予以应对。过去一向繁忙的王烁似乎一下子清闲了起来，竟然读起了史景迁的大部头著作《追寻现代中国》，并饶有兴致的在Twitter上做起了读书笔记。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来自《财经》采编团队的相关消息；胡舒立本人自传言出现之后没有任何表态。外界猜测胡舒立团队是为了保证最后一期由他们制作的《财经》的顺利发行及保证与后继团队的衔接。

10月14日，《第一财经周刊》的总编何力在个人博客上也对沸沸扬扬的《财经》风波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舒立应该出来说些什么了，《财经》作为媒体的新闻作风，和《财经》作为新闻事件主角的作风的反差，也许说明我们都还不够成熟。”易凯资本的王冉也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胡舒立出走〈财经〉拷问各方》的文章中提到：“或许，舒立这次拷问的不仅仅是体制，不仅仅是联办，不仅仅是《财经》，也包括舒立自己。对了，《财经》要是真的牛，就应该来一篇《财经团队集体出走内幕》。不过，真的如此，舒立他们可能也就无需出走了。”

的确，以公信力扬名的《财经》在这次变局中的一举一动让旁观者颇感失望，尤其是前后两次口径不一的公告有失他们一贯的风范和水准。如果有让人可以宽慰些的说法，那也只能是“或许他们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吧。”

对于政经类杂志，杂志的编辑与记者对杂志风格与制作水准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这些杂志的读者在关注杂志内容的同时往往也对杂志背后的资本构成，采编经营团队构成等情况密切关注。胡舒立、王烁、吴传晖等人之于《财经》就像当年的沈昌文、董秀玉之于《读书》，这些人奠定了一本杂志的风骨。

业界资讯发布新趋势

国内的主流平面媒体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等几个中心城市。资源的集中导致了业界资讯的集中，过去一旦出现人员变动之类的业界资讯，往往都会由业内知情人士通过传统媒体来发布，然后传统媒体再用向当事一方进行求证的方式进行传播。此次《财经》人士变动的新闻也是由业内资深人士予以披露，但首先是借助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作为平台。同样是财讯旗下的《体育画报》，从今年2月份开始也陆续出现了重大的人员变动，执行出版人程益中、主编魏寒枫、主笔王小山等人离职的消息最初也是在Bianews.com的论坛上得到披露的。不难发现此类信息的披露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新媒体而不是传统媒体，此次有关《财经》人员变动的相关资讯在互联网上的出现要比在平面媒体上出现提早了10天之久。

然而，在这次《财经》风波中，通过互联网披露的各式消息也不尽然全是快速且准确无误的，例如对于《财经》采编团队的去留问题，网络上就有消息称整个团队将于10月20日集体离职。更有甚者，传出了胡舒立团队在某位高层领导人的协助下与浙江的一家报业集团进行合作的消息。虽然这些消息最后都被证伪，但需要反思的是《财经》作为重量级的媒体，在坊间传出流言之后并没有积极的应对。在这种情境下，自然会引起公众的猜测，如果猜测在传播过程中得不到及时的验证，是极易变形的。到头来还是会对自身的公众形象造成损害。

从整体上看，由于把关人在网络平台上的地位受到削弱，因此对于信息准确性的要求也低于传统媒体的要求。但这背后，是信息传播速度的急剧提升。像对于业界资讯这种硬度较低的信息而言，其信息传播速度的地位可能会超过其真实性的地位。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化媒体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信息修正的机制。在这套机制下，任何信息在发布传播过程中都可以得到确认或是修正。而这种先传播再确证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逐渐地被受众所接受和认可。另外，在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中，信息发布者是相对透明的，他们的口碑及声望也会成为用户甄别信息真实度的考量标准。

随着以微博、社交网站（SNS）等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一波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网络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身份和地位进一步凸显；双向性交流模式替代过去单向性的交流模式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信息发布及用户交流成本进一步降低；这些社会化媒体带来的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媒介环境。在传统平面媒体面对新的冲击之时，调整内部结构与运营策略固然重要。但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新媒体不仅仅在信息传播中具有快速高效及互动性强这些结构性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本身所具备的开放平等的姿态对于受众而言无疑是更有亲和力的。长此以往，受众在不断习惯于将论坛、博客、微博等作为获取资讯的手段的同时，这种获取资讯的方式对资讯生产以及传播理念所造成的影响更不可小视。传统媒体由于体制上的约束、运作方式的相对落后、传统习惯的沿袭等因素裹足不前，不管是经营人员，还是采编人员甚至学者们似乎都还没有适应眼前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

信息披露走向常态化

在期刊业，变动不仅仅存在于从业人员，也同样存在于期刊本身，近五年来国内停刊的期刊数目就超过了110种。不管是政策性的停刊还是商业性的停刊都必然会牵涉到刊号的后续动向。在当前国内期刊行业刊号资源非常紧俏的情况下，刊号资讯依然是一片空白。众所周知，市场的繁荣依赖于市场资讯的通畅。因此，国内刊号资讯不畅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期刊行业的繁荣发展。深究起来，我国的刊号性质应属于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在发生变动之时有义务让公众及时获知相关信息。但目前的情况是，公民的此项知情权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甚至在出版行业上级主管职能部门新闻出版署的网站上都没有能够发现任何相关信息。

期刊业作为传媒行业被归类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之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服务业的经营者相比其他行业而言应该具备更为良好的服务意识。满足读者对于杂志运营状况关注的需求是对读者基本权利的尊重。这种尊重在赢得读者的青睐的同时必然也会带来市场效益，对于报业乃至我们整个传媒产业同样如此。传媒行业本身就是关于信息传播的产业。信息的传播和资本的流通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信息传播过程中阻力越少，传播速度越快就会为产生更多的效益带来可能。

若新闻媒体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之下，商业规则同样会要求媒体运营方在出现人事变动、调整资本构成等情况时及时发布相关资讯，以对资本负责。国务院刚刚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明确指出，传媒产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需要进一步推进、深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建立起一套更为健全的，能够与世界接轨的传媒产业体制。这也要求媒体在信息披露环节上制度化、常态化。 □王一粟  2009年11月